2020年,不再当股市里的韭菜

作者:薛洪言,原文标题:《寒冬里生存:超越恐惧,跨越周期》,题图来自:图虫

“这破地真忙,年底评优没有A真不干了,没钱没职位的”,前几日,一个朋友向我诉苦。他身在国企,这两年越来越忙,常能听到他的抱怨。这一次,处长要求他周末加班,引得他大发牢骚。我照常宽慰他,“体制内”是香饽饽,不知多少人羡慕和怀念。他没有反驳,因为事实确是如此。

2019年,国考空前火爆,考试人数是录取人数的64倍,创近年新高,较2016年几近翻倍。寒冬来了,自由市场和创业激情被抛掷一边,很多人开始怀念体制内的安稳。

市场变了

乐观与悲观,像跷跷板的两端,我们总是从这一端,直接滑到另一端。

2019年,互联网领域哀鸿一片。那些曾经让人尖叫的商业模式和创业项目,被市场追着要营收,终于向现实低头,降补贴、减成本、提价格,从增长模式转向活命模式。

不是创业者变了,是市场变了,这种改变,在资本市场最为明显。

据一个资深股民朋友和我讲,他周围不少信奉“板块轮动”投资理念的投资者,在2019年都没赚到钱。他们看到白马股2018年涨势喜人,2019年便去布局小盘股,结果,小盘股的行情却迟迟没有来。

2019是典型的指数牛市,沪深300指数上涨36%,跑赢71%的个股;2019也是典型的绩优股牛市,贵州茅台等优质白马股继续攀升,业绩乏力的小盘股却跌跌不休——超过四分之一的股票下跌,近30只股票接近腰斩。

对风险的厌恶、对盈利的渴求,在A股市场表现得淋漓尽致,让人浑然忘了,乐视网和暴风的奇迹不过是三四年前的事。

不仅A股市场如此,市场情绪轮动各国皆然。

1995-2000年,美国股市迎来一轮互联网概念驱动的牛市。以行业龙头雅虎为例,1996年7月至2000年1月,股价飙升了18000倍,市盈率接近6000倍,投资者沉浸在雅虎公司无与伦比的增长潜力中。

但短短几个月后,互联网股票便惨遭屠杀,雅虎股价一度跌去97%。期间,雅虎的基本面没有变化,但华尔街的情绪发生了变化——受追捧的互联网概念股遭遇重创,被嫌弃的绩优价值股又成了香饽饽。

在《逆向投资策略》一书中,作者大卫•德雷曼写道:

“随着1929年大股灾和持续了15年之久的大萧条,人们涌向利率几乎为零的政府债券。经受了市场的惩罚之后,投资者的所求唯有避险,不论收益有多低,正如人们在2007~2008年股灾以及2011年8月份又冲进利率几乎为零的政府债券以寻求安全一样。”

经历过风险洗礼,人们变得厌恶风险,这是人性使然。同样的,被各种新概念割过韭菜,2019年,国内“割韭菜”行为便引起了公愤:

比如,爆雷不断的P2P行业被强力清退,炒鞋盲盒刚一冒头便迎来各方讨伐,空气币借势区块链炒作被强力掐灭。曾经发币(被市场默认为割韭菜)的孙宇晨,拿出“祖传100万”在微博上撒钱,打着自我洗白的算盘,却也轻易砸了自己的脚。

大众心态,开始厌恶套路和花样,顺应这种心态,金融风险专项整治也愈发严厉起来:互金领域的大数据乱象迎来铁腕整治,高利贷和超利贷平台也被连根拔起。强监管下,行业里的明星企业,接二连三让人大跌眼镜,“它们竟然也有问题”,进一步影响大众情绪。

市场,变了。

大众心理

从一端滑到另一端,往往矫枉过正。

任何一个泡沫的兴起,开始时,基石是坚实的,逻辑也站得住脚,但慢慢地,热度变成了狂热,风口变成了泡沫,“集体非理性”诞生了;泡沫破灭后,狂热散去,一地鸡毛,又滑向另一个极端。

在1896年出版的《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中,法国社会心理学家勒庞如是描述“集体非理性”的形成过程:

“大众想象出一个景象,而这个景象很快召唤出一系列其他的、与第一个景象无逻辑关联的景象,人群将景象所唤起的想法当成事实,尽管它们与所观察到的事实之间相距甚远……人群只能接受这个景象中的想法,只能被这个景象所影响。”

现代行为金融学家给出了更细致的解读。

(1)代表性偏差


第一个,便是代表性偏差理论。该理论认为,人们常常使用经验推断法——即锚定已发生的某个类似事件——进行判断和预测,忽视真实环境的不同,做出错误的判断。

在预判未来时,人们常把新近发生的事作为锚定对象。据芝加哥大学罗杰•伊博森和雷克斯•辛克菲尔德的研究,在20世纪的百年时间里,美股平均年回报率为9.9%(含股票增值和分红)

可在1927-1928年或1995-1999年(牛市环境)的美国投资者看来,30%的年回报率才是常态;而在熊市的岁月里,投资者又会觉得股市投资很不划算,大幅亏损是难以避免的。因为过去一年股市很好,所以便认为股市投资会一直好下去;若过去一年行情很差,又会认为股市投资是坑人的买卖。

在代表性偏差下,一切都显得理所当然;可站在长期视角,乐观与悲观,又都滑稽地没有道理。

(2)确认性偏差


还有一个理论,叫确认性偏差。即当人们对某一事物已经有了自己的观点时,他们只会吸收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而自然过滤掉其他部分,就产生了所谓的“偏见”。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认为,人们处理信息的能力有限,是“偏见”形成的重要原因。在西蒙看来,“人类生活在一个每秒钟传递上百万比特的新信息的环境之中,但很显然我们的感知系统每秒只能处理1000比特左右的信息,可能还会更少。我们只能清醒地对很小一部分信息做出反应。”

于是,面对无处不在的信息轰炸,人们只关注自己关心的内容,捕获能支持自己观点的信息,不断强化已有认知,对相反的现象视而不见。

比如说,在寒冬论的笼罩下,人们自发地去吸收诸如裁员、倒闭、下行等负面信息,越来越悲观,丧失了行动力。

我们感受到的“好”或“差”,只是因为我们只愿看到“好”或“差”。换言之,我们戴着有色眼镜,自己做了一个茧房把自己包裹起来(信息茧房),深陷其中不能自拔。

真相却是,从来没有绝对的乐观和悲观:强劲的经济增长为经济放缓埋下伏笔,而寒冬降临恰恰是下一个炎热夏天的起点。

周期变化

周期轮转,一直在那里。

以当前中国经济形势来看,我们仍处于“三期叠加”(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关键时期,经济增速持续下行(2011年还在讨论保8,2020年已在讨论保6)、产业结构需优化升级、前期刺激产生的高杠杆需要压降(2009年的四万亿以及2012-2015年的影子银行)

面对“三期叠加”,中央于2015年开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药方,提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在这种大环境下,各行各业自然是痛苦的。

去杠杆的过程,违约事件频发,一方负债对应另一方资产,负债违约的背后对应着大批财富的消失。如瑞·达里奥所言,

“去杠杆化进程基本上就是,人们发现自己所谓的财富其实大部分不过是他人的付款承诺,一旦对方不遵守承诺,自己的财富就不复存在了。”

于是,去杠杆形成不良资产,必然导致防风险压力大增,防风险的抓手便是强监管。2016-2018年,第三方支付、资管理财、P2P、众筹融资等领域率先迎来强监管。

去杠杆是结构性的,为确保对公企业稳步去杠杆,便默许居民部门持续加杠杆,以期达到某种均衡。于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过程中,消费贷款迎来风口,银行加速零售转型,以消费贷款业务为主的互金机构也迎来大发展。

但终究不能忘记,整体趋势是去杠杆。随着居民部门杠杆率的快速提升,2019年,针对消费贷款的监管压力也不断升温。

强监管以“合规经营”为着力点,刺破了行业无序发展的泡沫,加速行业分化。以2019年为例,持牌消费金融机构依旧保持高速增长,盈利能力有望再创新高;而大量的小贷公司、非持牌机构、P2P等则迎来强力整顿。

在此过程中,一直为非持牌机构提供支持、也靠非持牌机构输血的大数据公司、催收公司也自然不能幸免。

在一个个P2P平台清退过程中,在一个个大数据公司被查过程中,在一个个小贷公司被“合规”捆住手脚的过程中,代表性偏差与确认性偏差叠加作用,成功地把当下的趋势投射到未来,让人们误以为,近期的趋势会成为新的永久趋势,寒冬论喧腾而至。

但是,我们始终要记得,这只是正常的周期变化罢了——好日子会过去,坏日子也会过去。乐观也好,悲观也罢,都是注定无法持久存在的阶段性情绪。

跨越周期

本质上,增长只来自于两个维度:一是随着市场蛋糕扩大自然增长,属于风口里的顺势增长,不费力气;二是在固有市场空间里提高相对竞争力,蚕食竞争对手的市场份额,在行业分化中增长。

行业上行期,吃的就是市场红利,蛋糕越来越大,傻子都能赚钱,且往往胆子越大、赚钱能力越强,劣币驱逐良币;行业下行期,市场蛋糕不再增长,彼此真刀真枪竞争,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才能活下去,良币驱逐劣币。

大潮褪去,裸泳者现。风口期产生的泡沫,需要在下行期消化,挤泡沫的过程,伴随着企业关闭、投资惨淡、降薪减员,勾勒出一幅“寒冬”的景象。

但泡沫破灭时,并非所有泡沫里崛起的企业都会倒闭。一些企业在风口里长出了“翅膀”,培养出核心竞争力,便具备了跨越周期的能力。

行业周期,循环不息。周期循环里,一直都有跨越周期的东西。

参考资料:

1、拉斯·特维德[挪],《逃不开的经济周期2》,中信出版社,2019.

2、大卫·德雷曼[美],《逆向投资策略》,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3、乔治·达格尼诺[美],《驾驭周期:自上而下的投资逻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作者:薛洪言(苏宁金融研究院院长助理)

我在伊朗的72小时,这里“每个人都是苏莱曼尼”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环行星球(ID:huanxingxingqiu),作者:如月,题图来自:作者如月                                                                                                                                       

1月3日凌晨,美军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杀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伊朗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消息一出,伊朗国内一片哗然。

当日早晨,我出门去学校时就发现,路边的电子屏幕开始循坏播放纪念苏莱曼尼的影片,一路上也有工人在更换广告牌上的照片。

身边的伊朗人都无比心痛,甚至满眼热泪来向我诉说这件事情。学生无心上课,小贩无心做生意,人们和电视新闻广播里一样,谈论的都是苏莱曼尼之死。

其实在伊朗一年多,我是在新闻爆发后才听说苏莱曼尼的,而现在身边的伊朗人不断地跟我科普,这是他们心中多么伟大的将领,不断诉说着苏莱曼尼在两伊战争、叙利亚内战、打击ISIS战争中的功劳。永远失去了这样一名优秀的将领,他们或愤懑不平,或悲痛欲绝。

事后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发表讲话,为苏莱曼尼殉难哀悼、猛烈抨击美国“暴行”、誓言将“严厉报复”,并宣布说,伊朗全国将为苏莱曼尼哀悼3天。

至此,苏莱曼尼的肖像海报已经挂遍了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大街小巷,德黑兰各处的广告牌、电子屏幕都换成了苏莱马尼的照片和海报。他身穿军装的照片、他在战地做礼拜的照片、他灰色头像后面飘扬着鲜艳的伊朗国旗的照片…… 

城市里,霍梅尼和哈梅内伊两位宗教领袖的照片下,大多都新增了苏莱曼尼的照片,再次验证了媒体所说,苏莱曼尼是伊朗的“第三号人物”。此时此刻,在伊朗境内公开放置的苏莱曼尼的肖像,甚至可能已经超过两位宗教领袖。

而德黑兰各个大学和学院均为苏莱曼尼设置了“灵堂”,黑色的布上供奉着苏莱曼尼的照片,电视上播放着他生前的影片。来来往往的学生们,纷纷献花与默默哀悼。

校园之外,民众也自发地为苏莱曼尼搭设灵堂,按照伊朗的传统,向过路的人发茶饮和椰枣以纪念逝者。路过一条不到200米的街道,这样的纪念点我就经过了三个。

事发当天(3日)的晚上,哈梅内伊拜访了苏莱曼尼的家属,他用“恶毒”来形容美国对苏莱曼尼的暗杀,同时他也安慰苏莱曼尼的两位女儿:“每个人都会感激你们的父亲。”

(海外网,http://news.haiwainet.cn/n/2020/0105/c3541093-31694225.html)

4日,伊朗总统鲁哈尼亦前往慰问苏莱曼尼家属。据《每日邮报》报导,苏莱曼尼的女儿身穿黑色罩袍,还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她向总统发问:“谁来为父亲报血仇?”鲁哈尼随即回答:“每个人都会复仇,我们将为他报仇,你不用担心。”

(海外网,http://news.haiwainet.cn/n/2020/0105/c3541093-31694225.html)

(截图来自澎湃新闻,下同,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5441299)

当地时间5日,苏莱曼尼女儿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世界应该知道,美国应该知道,苏莱曼尼的子女,包括我,我们不会退缩,会坚持到最后,一定要复仇”,并以沙哑却坚定的声音号召人们“站起来、团结起来,为苏莱曼尼复血仇,一起反抗压迫”。

她控诉特朗普“你不如我父亲,所以只敢用导弹偷袭”,并称“苏莱曼尼的殉难激励了我们灵魂的重生”。

苏莱曼尼的遗体也于5日运抵伊朗,千万群众为其送行。伊朗多家电视台直播了送葬现场的画面,伊朗国家电视台的主持人还发出号召:所有伊朗人每人出1美元,凑8000万美元,悬赏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

(据环球网报导,美国某知名事实核查网站随即发布文章称“悬赏的呼吁尚未得到伊朗官方授权,不代表其官方立场”。)

当葬礼在德黑兰举行时,政府发出通告,全国放假一天,革命路及自由路等部分道路将会封闭,哈梅内伊将在德黑兰大学为其遗体祈祷。

5日下午,德黑兰大学的校园就封闭了,不准任何人入内,校园外有工人在搭架子,为第二天游行做准备。此外,伊朗德黑兰大学标志性大门建筑,也印上了苏莱曼尼的头像和波斯语标语,意思是“我们都是苏莱曼尼”。

德黑兰伊斯兰革命广场举行了大规模哀悼游行。因为住的离革命广场和德黑兰大学很近,6日清晨5点左右,我就听到了游行的广播和人群的呐喊。

街道上挤满了伊朗民众,他们拍打着自己的胸口,高举着右拳,高声呼喊着“美国去死”,并且举着苏莱曼尼的画像、伊朗的国旗,以及象征“圣战”的红旗,在一些新闻中提到这红旗寓意“不公正的流血”。

游行一直持续到中午1点。这一场长达8个小时的游行,黑压压的人群不断向革命广场涌去,人们振臂高呼,表达愤懑。不仅是主干道,甚至我家附近的小巷子也挤满了游行示威的人群。

我感觉到,很多伊朗人虽然不喜欢政府,但很喜欢苏莱曼尼。

身边平时总是抱怨政府的朋友、失业的朋友,在社交软件上的头像都不约而同的改成了苏莱曼尼;平时拼命学外语,想要抓住机会就离开伊朗、再也不回来的朋友,爱国之心也被点燃,说如果发生了战争,自己一定要留在这片土地战斗到最后一刻;

在国外留学的伊朗人也不忘关心局势,在社交软件上不断转发新闻发表动态,悼念苏莱曼尼;平时对政治毫不关心的伊朗朋友也不断向我质问,伊朗为什么要遭受这些?

(报导截图来自,https://www.nytimes.com/2020/01/06/world/middleeast/iran-soleimani-trump.html)

当然,也并不是每一个伊朗人都为此感到悲愤,也有部分伊朗人为此拍手称快,觉得打得好打得妙,以看笑话的态度来讲述此事,我的一位刚从英国回来的伊朗朋友就是这样,他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没有任何认同感,他支持美国的这一行为,同意其是在打击“恐怖主义”。

这也并不是我在伊朗见证的第一次游行,美国重启制裁以来,伊朗经济不稳定,民众的游行示威是常发生的,他们也曾因为鸡蛋价格上涨、油价上涨自发组织过不少游行,去年年底我也在现场亲历了由政府组织的反美游行。

但我觉得这次苏莱曼尼的哀悼游行,和以前的游行示威都不一样。

之前的游行没有这次那么大规模,如今被堵得水泄不通的道路在之前都能正常通行,人能正常穿梭。

之前在游行现场,革命广场附近的年轻人只会在咖啡馆点一支烟,戴上耳机,然后大声谈论楼下游行的中年人在他们眼里有多可笑,认为伊朗人民没有任何理由恨美国政府,“美国去死”是政府转移矛盾的口号。

而现在,游行的队伍里常常是一家人老小,全体上阵,戴着缠头的宗教学者,抱着孩子、推着婴儿车的年轻妇女,还有骑着摩托车扛着各色大旗的年轻人,都从四面八方不断涌来,表达他们的愤怒和对苏莱曼尼的爱戴。

还有伊朗黑客攻击美国政府网站、伊朗人创作了I WRITE DEATH TO …… 这样的歌曲。

现在的伊朗人大抵是抛开政治宗教立场,也要支持与爱戴这位一生廉洁,至死为伊朗服务的将领。伊朗的民族情感已经被点燃。

最后,中方一直要求美方和伊方保持克制,我的心愿也是世界和平。

图片&视频:如未标注,均为作者提供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环行星球(ID:huanxingxingqiu),作者:如月

走向“后电影”?——重思电影的一次探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DIRECTUBE导筒(ID:directube2016),作者:吴冠军,题图来自:图虫

安德烈 · 戈德罗与菲利普· 马里翁在2015 年出版的《电影终结?——在数字时代陷入危机的一个媒介》一著中,提出“电影正在经历一个巨大的身份危机”:在诸种新媒体、新平台兴起并主导运动影像生产与传播的今天,作为将观影者插入“一个‘传统’电影院之黑暗中”的电影难逃一死。在2016 年出版的电影研究文集《后电影状态:数字播散时代追踪运动影像》中,三位编者则声称:不只是在媒介的层面上,而且在本体论层面上,我们皆已然面对“后电影状态”(state of post-cinema)。这组宣称是否危言耸听?未必。请你只要问一下身边年轻朋友,他们花在看手机上“抖音”短视频的总时长多,还是去电影院看影片的总时长多?那些疯狂占据我们日常生活碎片时间的短视频(包括其平台,如抖音、Youtube、各种Vlog 等等)的风靡,不只是一种文化现象,而是已然彻底改写了运动影像与观影者的联结关系。试问:当你深深习惯于短视频的观看体验,你难道还会容忍一个半小时甚至两三个小时被限制在一个封闭空间内、锚定在一个固定座椅上,中间没有间断地——意味着不能做其他事——观看一个“长视频”?

妈咪 Mommy (2014)

另一方面,自发光的屏幕在我们生活中已然无处不在(手机屏幕、电脑屏幕、电视屏幕、城市商业街的巨大屏幕、飞机舱、地铁车厢乃至公交车上的屏幕……),反射性的银幕早已在我们的观影经验中被边缘化。同样一个影片,完全可以在这些屏幕上观看,并且可以随时暂停、随时开始,甚至可以边看片边玩手机或处理其他事。

苏珊·桑塔格在一篇发表于1996 年、题为《电影之衰亡》的文章中就敏锐地提出,我们生活中屏幕越来越多, 这会使得电影避无可避地逐渐走向衰落。并且, 对运动影像的观看,越来越多地在明亮的开放环境乃至公共空间(客厅、火车上、大街上……)而非黑暗封闭空间中进行。观影者曝露在日常现实的各种影响之下,电影状态与日常状态不再有任何根本性、确定性的区隔。而在弗朗西斯科· 卡塞蒂看来,黑暗化影院(darken movie theatre)的式微,会是“电影状态”终结的核心标识之一:“也许有一点夸张,我们可以说黑暗的消失,很可能标识了电影体验自身的解体。”

苏珊·桑塔格 Susan Sontag

大卫· 林奇在2007 年曾表示:“现在,如果你在一部手机上播放电影,你一万亿年也无法体验电影。”然而时至今日,拿着手机看电影的人,一点不会少于去电影院看电影的人。

大卫·林奇 David Lynch

还有一个值得提到的现象:今天越来越多被观看的视频,是由非“专业”的普通人摄制,并上传到各种平台(如抖音、快手、Youtube 等等)上。从短视频到“微电影”,这股平民化和草根化的趋势,一方面根本性地冲溃了电影创作的门槛,另一方面则深层次地改变了内容生产形态,其中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电影的段子化。我们这些年已经见证到,段子化模式不仅泛滥于各种短视频,并且已经开始影响电影产业,尤其是国内电影产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后电影状态”,正在改写电影本身的内容生产与形态。

“后电影状态”看来正在悄然到来,甚至是早在上个世纪就已经开启了对“电影状态”的一系列关键性的瓦解和冲击。以“电影”形态组织自身的影像,正在快速被外延宽广的“屏幕化的影像”(screened image)所挤压和驱赶,进而,所改变。而在这场驱逐战的另一边,我们看到的则是电影产业的惯性式狂欢:商业大片的票房还在不断刷出新高,资本仍然趋之若鹜,电影明星亦是更加密集地占据热搜榜、无节制地侵吞公共沟通的媒介空间……即便是电影评论界和研究界的一些有深度的讨论,也主要是围绕具体影片展开,这些年很少有在电影哲学层面上具有影响性的写作问世,以至于托德· 迈高文感叹:“在今天,电影理论几乎不存在。”迈高文批评电影学者们满足于“特殊性”,亦即,满足于关于特殊电影的局部的影评式讨论。

异形 Alien (1979)

这种思想格局是怎么形成的呢?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电影研究界提出“后理论”(post-theory)范式,提议取消“宏大理论”, 而采取“零敲碎打”(piecemeal)进路。二十多年来, 大卫· 博德维尔、诺尔· 卡罗尔等人当初所倡导的反宏大理论,已经变成了宏大的反理论。史蒂芬· 穆尔哈尔那本广受赞誉的著作《论电影》,也只是关于一系列具体电影——从《异形》系列、《少数派报告》,到《终结者》系列、《谍中谍》系列―的哲学分析文章合成的集子。可以说,电影研究界的这种“后理论状态”,要为“后电影状态”的全方位降临,承担相应的责任―使电影面对“后电影”的一系列挑战时缺乏话语与思想上的防御能力。

碟中谍 Mission: Impossible (1996)

在话语和思想层面上,我们至少可以有两种进路,在正在到来的“后电影时代”去捍卫电影。第一种进路是放宽电影定义;第二种进路是重铸电影哲学。前一种进路的代表人物是卡塞蒂。他在其著作《卢米埃尔星系:即将到来的电影的七个关键词》中宣称:电影在后电影时代能够继续持存,关键就是要接受电影的“重新定位”(relocation),接受“一种在大白天(broad daylight)中宣示自身的电影”。而这就意味着:“将这些情境放置到我们关于电影的理念之内”。为了将后电影时代对影像的诸种制作、传播、观看形态纳入到电影理念中,卡塞蒂把关于电影的定义,激进地放宽到下述标准:只要“我们在看机械性再生产的影像,这些影像必须应对现实,并与此同时具化幻想”,那就可以被理解为是在看电影。

异形:契约 Alien: Covenant (2017)

在卡塞蒂看来,这种“话语策略”的好处是:它使得电影具有延展性、柔韧性,并“扩展了参照框架以纳入诸种新的可能性”。电影不再受制于一种固化的模态,而是可以不断接受转型。然而,卡塞蒂也并没有讳言,这种放宽对电影的定义是具有“代价”的:该操作强行将诸种新的影像形态放进关于电影的理念之内;忽视电影所长期赖以界定自身的某些关键要素,如黑暗化的电影院。用卡氏自己的话说,“我们将如下诸种事实放置在一边:我们没有在一个电影院中;也许我们都没有坐下来;我们可能被一个令人分心的环境所笼罩;屏幕是自发光的而不是反射性的;影片不具有传统的片长;甚至我们正在看的可能都不是一个影片”。作为一个具有自我反思性的电影学者,卡塞蒂所担心的是:“我们‘创造’了一种关于连续性的感觉,但这种感觉是深度工具性的”,这种工具性价值体现在,它能满足电影产业、电影学者、批评家之需要,即,需要电影在当下诸种变革中存活下来。但即便如此,卡塞蒂仍然坚持:改写关于电影的定义,使之能够吸纳当代的诸种变化,是电影在后电影时代持存自身的唯一有效方式。

然而,恰恰正是在“深度工具性”的意义上,捍卫电影的卡塞蒂主义进路,是保守主义的―它捍卫的实则是既有产业及其从业者的利益,而非电影本身。对于电影,该进路非但不是捍卫,而是进一步后退,亦即,进一步取消电影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实践形态。那么,如何能对电影做出实质性的捍卫(而非后退)呢?在我看来,同卡塞蒂主义进路相反,我们需要在学理层面上正面应对上述危机:那些历史性地同电影紧密关联的诸种实践形态,是否构成了电影的构成性要素(constitutive elements)?进而,什么是电影的定义性特质(defining features)―亦即,电影之为电影的特质,无论怎么修改其定义都不应割去的特质?只有在正面处理这两者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发掘出内在于电影的诸种潜能(potentialities),从而在后电影时代对电影做出有效的实质性捍卫。

双子杀手 Gemini Man (2019)

这样一条捍卫电影的进路就意味着,哲学性―分析性地重新探讨电影。更具体地来说,它意味着:恰恰要以正在到来的“后电影状态”作为反思的契机点,来把被卡塞蒂“放置在一边”的诸种事实转变为去正面思考的问题―对于观影者进入“电影状态”而言,为什么一个“黑暗化的电影院”是重要的?“坐下来”(剥夺观影者自由走动的能力)是否必须?“令人分心的环境”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电影实践?反射性的巨大银幕,是否具有那些包围我们当代生活的大小屏幕所无法取代的素质?两个小时左右的影片片长,到底有什么非这样不可的根据?追问这组问题,实际上便是在学理―思想层面上对电影展开一个重新探索;而卡塞蒂主义进路则彻底绕过这些问题,仅仅着力于话语层面,来维持一种名称上的连续性。在我看来,惟有前者,才是在后电影时代积极地、肯定性地(affirmatively)捍卫电影的进路―它旨在回应“后电影状态”对电影所构成的一系列关键性的瓦解和冲击。

书名:爱、死亡与后人类:“后电影时代”重铸电影哲学

著者:吴冠军著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本书聚焦于“后电影时代”的话语和思想,旨在通过重铸电影哲学的方式,在学理思想层面哲学性—分析性地重新探讨电影,从而在后电影时代捍卫电影的进路,回应“后电影状态”对电影构成的一系列关键性的瓦解和冲击。作者通过与精神分析和后人类主义思想与电影的“遭遇”来重新煅铸电影的哲学地基。这是一次思想的探险,深度的捍卫,也是对“迷影”时代的重新召唤。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DIRECTUBE导筒(ID:directube2016),作者:吴冠军

男女避孕平等,下个世纪都解决不了的难题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new-weekly),作者:赵皖西,Photo by Sergiu Vălenaș on Unsplash

男女避孕平等道阻且长,但推动男性避孕技术仍是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因为给予男性和女性一样的选择权,才是男女平等的精髓。

  “GPS和威尔刚(俗名’伟哥’)是21世纪最伟大的两项发明。”

台湾著名电视节目制作人王伟忠曾经说过这样的豪言壮语,然而,2019年的两项新科技可能已经打破他的这一观念——避孕新技术和阿尔茨海默症新药。

2019年末,我国第一款治疗阿兹海默症的原创新药“九期一”传出即将上市的消息;在国外,“女性月服避孕药”和“男性避孕针”也相继研发成功,让两性避孕话题成为公众热议的焦点。

印度时报报道,印度注射型男性避孕药已完成临床试验。图/@梨视频

“一生一死”,这是人类生命历程的两大关键节点,2019年各国生育率惊人的下降趋势让我们开始考虑如何有尊严地死去,可对“避孕”这一无法回避的社会问题,我们往往容易忽视。

站在20年代的初始,我们或许很难想象,未满足的避孕需求仍然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约有2.14亿名想避孕的育龄妇女未使用任何一种现代避孕方法。

电影《武侠》中,汤唯饰演的阿玉为丈夫清洗鱼鳔做避孕之用,但丈夫不喜鱼鳔腥味,宁愿再生孩子。

中国是全世界避孕方法使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综合避孕率一直稳定在85%-90%之间,但其中绝大多数的避孕责任仍然由女性承担。

女性拥有药物避孕、子宫环、皮下埋植等各种避孕措施,但反观男性避孕技术,我们却一直停留在避孕套和输精管结扎术上,这一现象在当下中国尤其明显。

当“男女平等”的讨论突破社会分工,来到“避孕平等”的范畴,目前明显失衡的两性天平,不知各自又会有怎样的作为?

图源:谷雨实验室

男性避孕:难以兑换的空头支票

男性避孕技术即将面世的言论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在2001年我国发布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01-2010)》中,就已把“开发、研制男性避孕节育产品”列入其中。

2002年,两家国际大型制药公司Schering和Organon联手点燃了关于男性激素避孕的这把火,可最终因为资金短缺等原因,导致研究停滞。

2012年,美国的《基督科学箴言报》言之凿凿“男性避孕药很快将成为现实”;2017年,CNBC透露一种避孕新技术将进入人体试验阶段,很快就将面世,并强势占领全球100亿美元避孕市场的一半。

种种“男性避孕技术”的口头承诺吊足了大众的胃口,可当我们仔细阅读这些唬人新闻时,才会发现里面常常带有“很有可能”“大概还需要十年左右时间”等诸多后缀。

天下女人苦避孕久矣。/《私人生活》

这些新闻甚至让研究男性避孕药的专家都哑然失笑,“一种安全有效的口服男性避孕药的承诺一直处在成为现实的边缘,但我觉得我已经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听这种说法了”。

女性避孕药上市已有足足六十年,男性避孕药却仍处于“难产”的研发阶段,这不能怪我们的研发人员不努力,而是想让男性避孕技术达到和女性避孕技术的同等效果,实在有些困难。

技术层面上,女性一个月只生产1-2个卵子,但一个成年男性一天却能产生几亿个精子,即便是精子数减少超过90%,男性仍然具有生育能力,两者相比,显然是破坏前者比较简单。

男性避孕药还面临着一个戏剧化的阻碍,产生精子的器官同样产生男性荷尔蒙,在消灭精子的同时很有可能改变男性的性欲、性能力和第二性征,这本身就是一个研究难题。

技术上的困难并不是造成男性避孕药迟迟不肯面世的唯一原因。BBC的一篇文章分析称:“推广男性避孕药缺乏社会和商业意愿。”

英国爱丁堡大学的安德森教授就表示:“制药业对新兴男子避孕药品的反应滞缓,可能是因为他们对男性避孕潜在的市场信息不足。”

避孕的事交给女性,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一夜惊喜》

男人真的对“男性避孕药”不甚欢喜、避之唯恐不及吗?很多调查研究表明,事实可能并非如此。

2002年,《科学内幕》针对四大洲的9000多名男性做了一项调查,结果显示,超过55%的男性都表示愿意使用阻止精子产生的避孕措施。

尽管调查结果显示如此,但制药高层仍然对此表示质疑,认为男性在实际避孕过程中,并不会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使用男性避孕产品。

女权主义者则在技术困境和商业考量的迷雾中,残忍道出另一层原因,她们认为男性避孕药“难产”的根源在于“科学的话语权始终掌握在男人手中”。

荷兰制药公司Organon在进行男性避孕研究时,就遭到了董事会的冷漠对待,最终实验因为缺乏资金而被迫停止。

据该项目原全球执行副总裁回忆称,董事会的那帮中年白人男性根本听不进去关于这项研究的重要性,他们“只会相互私语‘你会服用避孕药吗?’”——当确认双方的回答都为否定时,也就意味这项研究走入了死胡同。

没有鱼鳔的腥味,也有一百个理由拒绝自己避孕。/《武侠》

男性避孕药的早期研究者,美国的瑟夫·霍尔博士也承认:“假如你仔细地看看生育控制的研究历史,你就会明白,科学基本上被男人控制,结果是男人倾向于把注意力放在女性身上。”

无论这样的猜测是否有道理,但我们依旧可以得出结论:男性避孕产品的商品化进程并没那么简单。

避孕:千百年来的女性天职

男性避孕产品的消息从未间断,可事实是,我们现在仍然无法在市面上购买到任何男性避孕产品。女性在承担着生育痛苦的同时,也背负着绝大多数避孕的压力。

“我避孕,我做主”“科学避孕、远离人流”“避孕,给身体最高的礼遇”……每年世界避孕日的主题仿佛也在暗示女性,避孕就是她们的天职。

如今饱受避孕困扰的女性可能很难想象,女性避孕药的上市曾对女性解放起到多么至关重要的作用——避孕药使得女性从家庭束缚中解放出来,得以走进职场,甚至参与社会政治活动。

但女性避孕药的普及也让男性趋向于认为女性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从此,女人吃药超过男人戴套,成为男性心中避孕的最佳选择。

街头一台安全套售货机,锈痕斑驳。/图虫创意

据2002年国际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的统计,我国避孕套的使用率只有4.9%,采取绝育措施的女性有221.5万人,选择绝育的男性只有37.5万人。

不爱用避孕套不仅是我国男子的小癖好,在全世界范围内,避孕套的使用率都不高。

根据联合国发布的报告,2015年世界范围内女性避孕方式的使用率为47.15%,男性避孕方式使用率仅在10.1%,发展中国家使用避孕套的男性只占到4%左右。

比起不爱用避孕套,男性对于结扎的抗拒更甚,据2011年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数据,在全世界15岁以上育龄伴侣的现代避孕方式构成中,各国男性结扎的平均比例仅为4.35%。

明明男性结扎的手术安全度、避孕效果都比女性结扎更好,但能接受结扎的男性比例仍然式微。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很多男人潜意识里把结扎术当成是“去势术”。上世纪60-70年代的一项研究表明,接受了输精管切除术的男性在社会上会表现出较强的攻击性。

2015年2月4日,合肥市计生工作人员为即将返乡的农民工发放计生宣传手册、避孕药具等。/图虫创意

另一方面,一些结扎失败的社会新闻也打击着男性对于结扎的信心。

去年11月,成都一男子在四川某医院花费7000多元做了男性结扎术,在没有额外避孕措施的情况下,四个月后,他的妻子发现自己怀孕了,只能忍痛做了人流手术。

事后医院回应称,术前已告知患者,结扎手术并不能保证100%的避孕效果。

虽然目前市面上没有任何一种避孕手段能保证100%的成功率,但这种结扎失败、忍痛人流的故事,只要有一则,就能成为横亘在男性群体与结扎手术台之间的巨石。

男性群体对于避孕的本能抗拒,无形之中也酿成了不太和谐的社会氛围。

一位男子得知女性上节育环风险更高,选择自己做结扎手术。/微博

去年4月,杭州27岁的新手爸爸跑遍全城求结扎的魔幻事件竟也成为了热门新闻。

27岁的新手爸爸小卢因为不忍心妻子再遭受妊娠的痛苦,自愿去医院结扎,却被很多医院拒绝。医院给出的理由是:“年龄较大并且已经生了二胎,或者妻子有反复多次人工流产情况的已婚男性,才符合标准。”

乍看这则新闻,实在不知该为故事中这位没有结扎自主权的男性犯愁,还是为这位子宫被赤裸裸物化的女性悲哀。

避孕平等:一场旷日持久的两性对抗游戏

前几天,意大利经典爱情电影《美丽人生》的4K修复版在国内重映,但剧中一句台词的窜改却让前去怀旧的影迷如鲠在喉。

男女主角情到深处时的一句关键性台词“我多渴望和您做爱”摇身一变成了“我多想和你在一起”。

即使时代的列车已驶入2020年,人们对于性的谈论仍然讳莫如深,在这种情况下,更别提两性之间如何开诚布公地承担、分担性开放的后果。

没了那些活生生的细枝末节,人生依然美丽吗?/《美丽人生》

在国内某著名论文数据库网站搜索“避孕”二字,除了专业的避孕研究外,围绕于女性的词条多为“人流”,“男性”则多为“生殖健康”,大众对于两性的避孕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避孕药的使用确实和女性的人流率有着很强的负相关性。据2006年公开数据,中国大陆20-29岁女性的避孕药使用率为2.3%,与此同时,人流率高达84%。

避孕药解放了女性,让其免受家庭和生育的束缚,但也在无形之中成为其枷锁。

避孕药剥夺了很多女性拒绝丈夫性要求的理由,更糟糕的结果是,她们把不避孕当成爱的证明,献给了男生。

《成长教育》中,涉世不深的乖乖女珍妮被成熟男人大卫的风流倜傥和举手投足的迷人气质深深吸引,迅速坠入爱河,可现实终究不是童话,在识破大卫其实是一位已婚男人之后,珍妮也早已珠胎暗结。

李银河曾说:“男性避孕药能否广泛使用,取决于男女双方力量的对比。”很多调研机构也把“现代避孕手段使用比例”作为衡量世界各国女性社会地位排名的一项关键指标。

避孕是场博弈。/《生活大爆炸》

男性避孕一旦落地成功,那紧接而来的,将会是两性在避孕手段选择上更为细致绵密的“缠斗”。戴套、吃药还是打针,是一门讲究的学问,药由谁来吃,又是一轮漫长的斡旋过程。

即便男性愿意服用男性避孕药,但女性是否相信对方会乖乖吃药,能否信任这药足够强大,能阻断所有试图游向自己的“小蝌蚪”,假如不幸有“漏网之鱼”穿越层层阻碍,与卵子结合生出不健康的胚胎,这一责任又该由谁负责?一切的问题,都还有待解答。

男女避孕平等道阻且长,但推动男性避孕技术仍是现阶段的当务之急,因为给予男性和女性一样的选择权,才是男女平等的精髓。

参考资料:

[1]《计划生育/避孕》世界卫生组织.2018-02-08

[2]《为什么越来越多的男性愿意分担服用避孕药的责任?》BIE别的.2019-04-22

[3]《同女性避孕药相比,为什么男性避孕药如此难产?》BBC中文.2019-03-27

[4]《男性口服避孕药通过安全测试,能让男性平等参与避孕吗?》三联生活周刊.2019-04-14

[5]《男性避孕针来了!一针管用十三年》丁香医生.2019-11-26

[6]《中国式避孕:缺席的另一半》丁香医生.2017-09

[7]《避孕药通向女性身体自主之路,为什么人们很少选择》柯晗.澎湃新闻.2016-01-06

[8]《“男性避孕”时代来临?》陈静.新闻周刊.2003-07-28

[9]《男性避孕引发两性“较量”》陈静.新闻周刊.2003-07-28

[10]《欧美三国的成功经验:男性结扎如何成为普遍的自愿选择》王向贤.2015-05

[11]A new ‘male birth control’ pill might be safe, but there’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researchers say.CNN.2019-03-26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新周刊(new-weekly),作者:赵皖西

支付宝回应你的疑问,为啥你觉得自己没花那么多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界面新闻(wowjiemian),作者:马越,题图来自:图虫

支付宝向界面新闻回应称,今年支付宝年账单没有总消费的概念,全部调整为总支出,会比去年增加投资理财、金融保险、人情往来、公益慈善、转账充值这几个版块,因此大家看到的年度总支出金额预计会比较高。

在官方微博预热了2天之后,“支付宝2019年度账单”终于来了,而它也毫不意外地登顶了新浪微博热搜——截止1月6日下午4点,#支付宝年度账单#的话题达到了5.8亿阅读次数,和24万次的讨论量。

年度账单用“我和支付宝走过了xxx天”“我在xxxx上花费了xxx元”“光顾了xx个老板的生意支付了xx次”“用支付宝办事少跑xx趟”以及走了多少路、种了多少树、喂了多少鸡这些看上去“不太重要”的事情作为铺垫,悬念保留到最后的,则是最让人感到意外的——“2019全年总支出”。

之所以称之为“意外”,是大部分网友看到账单的第一眼的反应是怀疑人生:“我真的花了这么多钱吗?”

支付宝2019年度账单

进而发出的感叹是“我哪来这么多钱”“为什么总支出比我一年赚的钱还多”,而总支出分成了“休闲娱乐”“居家生活”“交通出行”“穿衣打扮”“吃吃喝喝”等部分,还有“转账和红包”。用户们看着似乎远超于自己真实消费水平的年度账单陷入了思考——感觉自己的生活质量配不上自己的年度账单。

当你想要手动查询账单明细的时候,不好意思——目前按年查询暂时不可用,只能按月查询。支付宝提示称年货节期间按年统计暂不可用,预计1月6日23:30恢复。

支付宝的年度账单引发热议,最根本的在于,作为一个拥有10亿用户体量的APP来说,它本身就是一个有话题点的大IP。

用户为什么要在社交网络上把个人账单晒出来,其实最为直接逻辑在于炫富(总支出数字如果足够显眼,你还会在乎旁边“一键隐藏”的按钮么)。只不过当代社交网络最傲娇的炫富,精髓在于以“哭穷”为幌子——“骗人,我年薪根本没这么多”,然后贴出一张数十万元的全年支出;“谢谢我的鸡,给我赢回了‘爱心爆棚’关键词”,又是反手一张6位数的账单……

如果你的全年总支出只有1.18元,那么连官方都在吐槽你“卸载吧”。

难怪有网友评论道:“晒单几十万、几百万的朋友我也都标记了,日后有什么难处,大家都是朋友,多照顾一下!”“以前都不知道大家这么有钱 ,来私聊,让我们重新认识一下。”

为什么总支出会这么高、到底是怎么算的——你对账单的困惑没耽误它刷屏,反而成为了这份年度账单最大的讨论点。

大部分用户认为支付宝的年度支出有重复计算的可能,比如不同账户之间的转账、红包、还信用卡、理财等等,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年度支出并不代表你真正的花费,而是流水。

支付宝向界面新闻回应称,今年支付宝年账单没有总消费的概念,全部调整为总支出,会比去年增加投资理财、金融保险、人情往来、公益慈善、转账充值这几个版块,因此大家看到的年度总支出金额预计会比较高。

不过这份年度账单具体是如何计算的、如何策划、支出分类的标准是怎么定的,仍然没有答案——神秘性与不确定性是正它话题点的来源。

而这也意味着,这份不到揭晓一刻不知道具体数字的年度账单,就像“不知道遵守什么大数据规则被推送给你”的朋友圈广告一样,成为人们的一种谈资,同时对下一个(年)抱有期待。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界面新闻(wowjiemian),作者:马越

一部手机,要了伊朗将军苏莱曼尼的命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张田勘,题图来自:politico.com                                                                                                                                       

这说明,美国可能已经入侵了伊朗通讯公司,并完全掌控运营商基站核心网,可以追踪到任何想要监控的伊朗方面的人。

2020年1月3日,美军空袭杀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特种部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

▲卡西姆·苏莱曼尼(图/网络)

01

当时,美军出动了“收割者”MQ-9无人机、阿帕奇武装直升机,由MQ-9无人机上的AGM-114“地狱火”两枚导弹袭击苏莱曼尼等人的座车,两辆车上的人员无一幸免。

这次行动在军事上称为定点清除,在战争史上可以算作一个节点,即从冷兵器到热兵器,再到智能武器,世界进入新的战争模式。

▲苏莱曼尼乘坐汽车被炸毁现场(图/网络)

但是,定点清除首先要找到目标。苏莱曼尼既是“圣城旅”的指挥官,也是伊朗拥有最有权力的人之一,负责伊拉克、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的区域军事政策。同时,苏莱曼尼也是伊朗情报中心指挥官,对于谍报、通讯、保密等对一般人更为通晓和谨慎,但为何其行踪仍然被追踪到呢?

首先是,他的大意和行动的半公开。其次,美国媒体称,这一袭击是利用线人、电子截击机、侦察机和其他监视技术等高度机密信息的结合。

然而,没有公开的一个信息是,手机追踪和定位。

据称,为了避免暴露自己,苏莱曼尼使用的是一款老式的诺基亚手机,里面没有植入任何APP,并且还经过高级加密,不可能被跟踪以及窃听。

▲卡西姆·苏莱曼尼(图/网络)

但是,人们熟知的在国际上曝光“棱镜计划”的美国中情局技术分析员斯诺登指出,苏莱曼尼被精确追踪完全是美国“棱镜计划”的功劳。

原理是,通过监听通讯公司与互联网公司信息和监控苏莱曼尼的诺基亚手机移动设备识别码等,从而定位到其具体位置,完成对其击杀。

这说明,美国可能已经入侵了伊朗通讯公司,并完全掌控运营商基站核心网,可以追踪到任何想要监控的伊朗方面的人,以及与伊朗方面有重要联系的人。

可以推演的事实是,苏莱曼尼登上前往巴格达客机时,美国就已经获取到其行踪了,无人机也飞往巴格达国际机场上空等候,待伊朗重要人物聚齐后,获得特朗普授权的美国军方立刻下令发射“地狱火”导弹,一举击灭所有目标人员。

02

既然苏莱曼尼能被追踪,美国总统特朗普可否被追踪呢?

完全可能!

美国媒体2019年12月19日报道了该报隐私项目(Times Privacy Project)获得的一份令人震惊的定位追踪文件。该文件透露的每一条信息,都代表了2016年和2017年某几个月期间一部智能手机的精确位置,从华盛顿到纽约,再到旧金山,数据涵盖超过500亿个定位信号,来自1200多万美国人。

可能很多人认为,这些数据与己无关。但是,在今天人人都有一部智能手机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可能被精确地定位追踪。

从技术上来讲,从美国总统特朗普,到美国很多名人、政要的行踪都可能暴露无遗,包括情报人员、五角大楼官员等的行踪,都可以被精确地追踪。

图/图虫创意

只要你拥有并使用手机,如上网浏览、购物、通信等,每时每刻都有几十家公司基本上不受监管、不受审查地通过手机定位记录你的个人活动和行踪,并将信息存储在巨大的数据库中。

你早晨外出是否上班、上班经过的什么路线、上班后外出去了诊所还是超市或按摩院,都能通过定位手机移动的亮点进行追踪。提供电信服务的信息公司会根据这些数据,以及分享这些数据的其他人,轻而易举地知道每个人干了什么事。

尽管信息服务商称,这些手机没有姓名或电子邮件地址等可识别身份的信息,但是,找到手机亮点的主人,是很简单的事情。

12月20日,美国媒体刊登的《如何追踪特朗普》一文就描绘了特朗普某一天的准确行踪。

▲特朗普(图/视觉中国)

从早晨7点10分起,特朗普的手机亮点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海湖庄园里出现,9点24分,手机亮点出现在特朗普在当地的高尔夫俱乐部,特朗普在此地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打高尔夫球,一直呆到下午1点12分。

中午特朗普回来和其他人一起享用了一顿私人午餐。下午5点08分,手机亮点又回到海湖庄园,当晚,特朗普又和安倍共进工作晚餐。

03

无论是收集总统还是个人的手机信息,电讯服务商现在都有理由证明它们是正当的:人们同意被跟踪,数据是匿名的,数据是安全的。

然而,每个人是否同意被追踪是含糊的,因为手机隐私条款要么没有这个告知,要么很含糊,要么就是如果不同意追踪,就无法使用手机,或者不同意被追踪,也有技术手段追踪到用户。

至于数据是匿名和安全的,就更是妄言之语。

图/图虫创意

问题还不只是每个人的手机可以被追踪,还有其他深度追踪和应用。如果你用手机上网到谷歌或无论哪一个网站,别以为只是接入了谷歌,而是同时也接入了其他几十个域(网站)

因为,现在网络普遍应用广告技术,专业术语是“监视资本家”(Surveillance capitalists)。当你访问某个域名(网站)时,与你密切相关的隐私数据会立即播散至几十家甚至上百家广告商,这些广告商又会再次将其获得的数据信息传输至上千家广告商。

于是,无数的公司可以有针对性地向手机用户投放广告。不仅如此,你使用的手机都是经过实名登记和注册的,所以,你的个人隐私数据,包括姓名、收入、性别、年龄、职业、地理位置、健康状况,乃至性取向等,都将一览无遗,而且你所在位置可以精准到具体的经纬度。

实际上,你在手机上浏览最喜欢的网页或者使用最喜欢的软件时,你的个人ID账号就已经把你的一切告诉了信息服务公司和其他商业公司,它们完全可以基于你的用户行为习惯建立一份长时间有效的用户画像。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广告频频出现在你的手机的原因。

04

或许,有人认为,2018年5月25日欧盟就颁布和实施了世界上最重要和最严厉的数据隐私法律《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DPR),现在已经快两年了,难道所有被监控的手机或电脑用户不能根据这个法律反制信息服务商吗?

GDPR规定,无论直接或间接识别到的个人资料,都属于个人数据范围。收集到个人数据的组织和公司必须依法建立一套系统化的管理机制,不得让个人数据泄漏。即便数据泄露,必须72小时通知监管当局,并根据情况通知到数据泄露的用户。如果违反,则会处以极高的罚款,罚款范围是1000万-2000万欧元,或者企业全球年营业额的2%到4%,并且以较大数额为准。

然而,事实上情况非常复杂。

仅在2018年就有超过14.4万起针对隐私问题的投诉,其中大多数没有真正得到解决。这些投诉涉及众多美国互联网巨头,包括谷歌、苹果、Facebook、WhatsApp、Instagram、Twitter、LinkedIn以及Quantcast等多家公司。

▲苹果公司总部大楼(图/网络)

首先,对于个人数据泄漏投诉事件需要时间调查,现在仅仅一年多的时间,针对这14.4万起隐私问题的投诉还只是在调查中。

其次,被投诉的公司有各种理由进行辩解,如谷歌因故意隐瞒关于用户数据的披露信息,法国监管机构对其开出了5700万美元巨额罚款。但是,谷歌表示不满,认为他们是按规定行事,决定上诉法国监管机构。

另一方面,现在的许多罚款对于众多大公司不过是九牛一毛,并不能有效制止大公司慎重处理个人数据和保密。例如,法国对谷歌的罚款只是其年收入的0.04%。这也说明,在执行GDPR上,并没有动真格。但是,还是有较大的进展,如Facebook在欧洲因为密码安全问题面临着20亿美元的罚款,而在美国Facebook也有可能因为违反相关隐私法律而面临50亿美元的罚款。

更重要的是,除了欧盟的GDPR,其他国家尚无类似的严格的个人数据保护的法律条款,就连美国都还没有,以至于硅谷的一些科技巨头负责人,如Facebook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谷歌CEO桑达尔·皮查伊以及苹果CEO蒂姆·库克,都在呼吁美国政府尽快出台类似GDPR的隐私法律。

▲苹果公司CEO蒂姆·库克(图/图虫创意)

在亚太地区,许多企业都不清楚欧盟GDPR数据保护条例,也就谈不上如何让自已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符合GDPR中的个人数据保护规则。没有法律的监管,信息和互联网行业在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伦理自我监督。即使一些公司按照最健全的伦理准则行事,也难以不漏露用户信息,更何况把用户个人信息分享到其他公司不只是有利可图,而且是行业内部的潜规则。

现在,公众和社会要想有效抵制和限制信息公司对个人隐私的泄漏,还只能是依靠和健全法律。现在可以看到的一种积极的动态是,世界许多国家已经在仿照GDPR制定类似的隐私法律,如巴西、日本等都通过并颁布了与类似的隐私法律。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也制定了与GDPR相似的隐私法律,将在2020年生效。

由于监管的滞后,今天个人隐私的泄露可能是一种普遍现象,但愿随着法律的健全和执行的到位,未来也许每个人不必担心自己一天的行踪被监控,也不会收到无数的广告消息。

*本文图片除说明外均来自图虫创意。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冰川思享号(ID:icereview),作者:张田勘

沉寂三年后,姚振华重回A股“扫货”

本文来自:界面,作者:黄昱,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过去的2019年,姚振华和他的宝能集团试图通过“脱虚务实”,来撕掉资本市场 “野蛮人”的标签。

从万科方面获利而出、连续减持股份至5%以下,地产板块不断的进行资产腾挪,年底又在汽车行业继续大笔投入,看起来宝能做实业的决心坚定。

但这些“花钱”的实业版图,宝能做的并不顺利,短期依然看不到成功的可能,于是对南宁百货的股权争夺,让外界看到了姚振华在资本市场上的新动作。

押宝造车

2019年的最后一天,宝能花16.3亿元给自己买了一份新年礼物——长安标致雪铁龙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安PSA”) 50%股权。这50%股权的原持有者为长安汽车,现在由宝能汽车旗下全资子公司前海锐致持有。

天眼查信息显示,长安PSA于2011年11月成立,注册资金为76亿人民币,位于深圳龙华区,长安汽车和法国标致雪铁龙集团(以下简称“PSA集团”)各占股本50%。

早在去年11月底,PSA集团就对外宣称要出让长安PSA50%股权,当时传出的“接盘者”正是宝能。

宝能此次接手的这一品牌和资产,与当初的观致相似,并不是一个畅销车型,且还面临着严峻的亏损。

长安PSA主要生产的汽车品牌是DS车型,最早预期是2014年在中国市场完成10万辆的目标销量。但DS系列车型从量产至今一直表现不佳。

2014年至2018年,DS系列车型在国内的销量分别是2.3万辆、2.46万辆、1.61万辆、0.61万辆、0.39万辆,下滑趋势明显。2019年前10月,在国内销量仅为1163台,同比下滑95.7%。

据悉,自2019年1月起DS全系产品已实质性停产。长安汽车公告显示,2018年长安PSA净亏损8.74亿元,2019年1-9月净亏损22.32亿元。

截至2019年9月30日,长安PSA净资产为-5.19亿元,已经资不抵债,无法偿还到期的债务。

姚振华为何要接下这一“烫手山芋”备受关注。宝能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这是宝能汽车、长安汽车和PSA集团三方充分市场化行为。宝能汽车将与长安汽车和PSA集团长期合作。后续,宝能汽车将加大对深圳制造研发基地的研发、技术、资金、人才和资源投入。

姚振华这几年有一个很大的“汽车梦”,他提出要用10-15年时间将宝能汽车打造成为具有强大竞争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汽车集团。

2017年宝能集团正式开始跨界造车,以10亿元注册成立了宝能汽车有限公司。同年底,宝能集团斥资65亿元收购观致汽车51%股份,获得汽车生产资质。2019年初,宝能集团持有观致汽车的股份比例升至63%。

按照姚振华的承诺,从2018年开始宝能集团计划连续五年每年向观致汽车投资100亿元用于新车研发,计划到2022年观致汽车将推出多达26款新车型。但至今未见有实际性动作。

除新车研发搁浅外,观致汽车的销量也不乐观。

2018年,观致汽车全年实现6.2万辆销量,同比增长300%,但大部分销量都是以低价方式卖给了宝能旗下的“联动云”租车,这导致部分观致经销商联名发起致厂家函,直指厂家低价直销严重扰乱市场价格,并提出“退网补偿”要求。

2019年前11个月,观致的零售销量仅为3.6万辆,同比下降40%。宝能集团的“托底”动作似乎难以持续。

地产后花园

尽管“造车”还没有取得像样的成绩,但宝能集团在“造工厂”上却已收获不小。

在入股观致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宝能集团就先后在广州、杭州、昆明三地布局了造车基地,占地面积分别为423亩、3000亩、6300亩。2018年初在西安也布局了新能源汽车生产基地。

近期收购的长安PSA也拥有整车、研发、物流三块土地,位于深圳,且均为工业用地,总共约137万平方米。

其中,整车土地现已建成建筑面积55.81万平米,剩余计容积率建筑面积73.68万平米;研发中心土地现已建成建筑面积4.7万平米,剩余计容积率建筑面积20.8万平米;物流土地面积70万平方米,未进行建设。

汽车行业有着较高的行业门槛,外界对于宝能是否借着造车的名义间接“圈地”一直持有怀疑。

据贵阳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消息,2019年10月25日,宝能汽车的全资子公司贵州宝能汽车有限公司斥资9.32亿元拿下双龙8.15万平米住宅用地。

事实上,姚振华对地产业务一直留有执念。宝能集团主要有两个地产平台,一个是姚振华胞弟姚建辉掌控的宝能地产,另一个是主打产业地产的宝能城发。

宝能地产于2002年7月成立,多年来发展并不理想。公开数据显示,一直到2016年,宝能地产的销售额也仅有139亿元。

2017年11月,保利前副总经理余英加入宝能,并被委以重任,担任宝能集团高级副总裁、宝能地产总裁、宝能城发集团总裁。宝能城发于2016年底成立,被业界认为是宝能在地产业务上的重新起航。

为做大地产板块,2017年以来,姚振华前往全国各个城市进行考察,并签订了一系列的产业地产投资计划,包括广西玉林的生态知识城、武汉的科技孵化园、昆明的旅游度假小镇、贵州的综合产业新城等。

然而不到一年时间,余英就从宝能离职。这在一位业内人士看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他指出,宝能作为一家私营企业,基本上是一言堂,真正有为的职业经理人要容身并不易。

“我认识一位宝能城发的财务高管,入职宝能城发不到一个月就离职了。据说宝能城发提出2018年要达成千亿目标,实际业绩非常惨淡,很多人觉得公司发展的比较困难。”一位深圳猎头说道。

姚振华此后决定将宝能地产和宝能城发合并。天眼查信息显示,2018年11月2日,宝能城发的股东发生变更,从深圳市宝能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99%股权、深圳宝源物流有限公司持有1%股权变更为宝能地产100%持股。

据界面新闻了解,余英离职后,宝能城发一直由宝能集团副总裁程细宝负责,其是一位年轻的主管财务的副总裁,在管理方面事无巨细,颇受姚振华信任。

目前宝能地产和宝能城发的整合似乎还停留在股权层面,外界无法洞悉更多业务上面的变化。

据克而瑞数据显示,2018年宝能集团销售金额仅为66.6亿元,排名全国房企第179位,2019年微涨至84.8亿元,排在第167位。

值得注意的是,宝能地产和宝能城发并非宝能系唯一的地产平台。姚建辉实际控制的香港上市平台宝新金融(原“中国金洋”)及宝新置地(原“新体育”),也在不断地被注入宝能系地产项目。

2019年1月,宝新金融通过要约收购的方式成为宝新置地的控股股东。宝新金融已将物业投资作为业务发展的重要方向。

原本以体育文化和物业发展投资为重点的宝新置地在2019年中期业绩报告中提出,经过2017年和2018年的业务调整后,公司已成为以综合物业开发及服务为主的地产公司,截至2019年6月30日,拥有9个地产开发项目,总建面为293万平方米,总投资额约250亿元。

据界面新闻不完全统计,宝能系累计已将超过40亿元的资产注入到上述两家香港上市平台。

频繁的资本腾挪背后或是宝能地产业务的上市计划。据《财经》报道,宝能地产早在2017年就启动了上市计划,不排除香港上市的选项。

重返资本战场

宝能集团官网最醒目的“宝能家”里只两个业务,一个是观致汽车,一个是宝能城发,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出了姚振华对汽车以及地产业务的野心。

然而无论是“汽车梦”还是“地产梦”,都需要足够的耐心以及大量资金投入。

将万科股权逐步套现,或成为“输血”姚振华实业版图的通道之一。自“宝万之争”结束后,宝能系开始陆续减持所持有的25.4%万科股权,经过近20个月连续减持,“宝能系” 旗下钜盛华和前海人寿持股总量在2019年12月19日降至5.65亿股,占万科总股本的4.9999998%。

根据相关规则,持股比例低于5%后,宝能系的后续减持动作将无需再行披露。

目前宝能尚未减持的股份,按万科A于2020年1月3日的收市价32.05元/股计算,对应市值约为181.08亿元。不计分红和资金成本,宝能的盈利已超过300亿元。

随着“宝万之争”进入历史,姚振华又瞄准了新的“猎物”。

去年12月4日,南宁百货公告称,公司第二大股东南宁富天(宝能集团控股公司)增持股份,实际持股达18.85%,超过原第一大股东南宁沛宁持有的18.26%。

宝能系在2015年就进入了南宁百货。当年,南宁百货的股价在6月达到上市以来的巅峰18.95元/股后开始持续下行,并于9月底跌至谷底,最低价为5.24元/股。宝能集团旗下的前海人寿开始连续举牌,持股达到14.65%,位列当年第二大股东。

蛰伏4年之久的前海人寿在去年四月将股票悉数转给南宁富天。

股权之争使得南宁百货股价迅速攀升,从2019年12月4日至12月18日,南宁百货股票已出现10个涨停,股价从12月4日的收盘价4.41元/股,上涨至12月18日收盘价10.53元/股,涨幅达138.7%。

南宁百货连续4年扣非净利润为负值,2015-2016年以及2018年均亏损超3000万元。南宁百货业绩平平并非一个优质的财务投资标的,有市场猜测认为,姚振华看中的是南宁百货的土地和房地产资源。

据悉,南宁百货在自持的商业物业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自有仓库接近1万平方米。

宝能系过往在资本市场上的积累,已前后成为过上百家A股上市公司的前十大股东。

除南宁百货外,宝能系目前仍然在华侨城、中炬高新、韶能股份、明星电力、宝新金融(原“中国金洋”)、南玻A、合肥百货七家上市公司中持有超过5%股权,更是取得了南玻A、中炬高新、韶能股份的控制权。

受“宝万之争”等事件影响,姚振华在2017年受到保监会处罚,前海人寿万能险业务关停,其本人被禁10年不得进入保险行业。

如今,以南宁百货的股权争夺为起点,宝能系在资本市场又有了投资目标。

本文来自:界面,作者:黄昱

你的下一块手机电池,可能来自大海深处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爱范儿(ifanr),作者: 木斯,Photo by Jakob Owens on Unsplash

19 世纪的法国科幻小说家儒勒·凡尔纳在他的成名作《海底两万里》中,描述过这样一个片段:

“这些矿藏分布在海水下面,像纽卡斯尔的煤坑一样,就在这地方,穿上潜水衣,手拿锄和铲,我的船员们负责去采煤,我因此用不着向地上的煤矿要煤。”

“海底采矿”并不是凡尔纳空想的情节,事实上早在 16 世纪起,英国人就已经在北海和北爱尔兰水下 100 米深的区域成功开采出煤矿,而日本最早的海底采煤行动同样能追溯至 1880 年。

也是从煤矿开始,人类逐渐意识到,大海就像是一个取之不尽的巨大宝库,潜得越深,便会有越来越多新发现,不断刷新着我们的认知。

然而,比起那些未曾记载过的新物种,开采商、大公司乃至是各国政府显然对埋藏于海底的矿产更感兴趣,那里蕴藏着大量的镍、钴、锰和铝金属,它们都是生产智能手机、电动车锂离子电池的关键原料。

图片来自:Nationalgeographic

在过去,商业性质的深海采矿行动仅限在各国领海内进行,并未扩展至广阔的的国际公海,但如今随着陆地和沿海矿藏几乎被开发殆尽,以及各类消费电子产品、电动汽车对电池需求的日益增长,深海区域已然成为了人类下一个目标。

为了解决公海领域采矿所带来的问题,联合国下属的“国际海底管理局(ISA)”机构目前正在拟定一份“开采行为准则”,目标是在 2020 年年底前,让所有签署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168 个成员国达成共识,让开采商能够在几个指定的国际海域进行商业化采矿。

绿色和平组织对深海采矿发起的抗议

另一边,不少科学家和环境保护组织则对开采商们即将到来的行动感到担忧。

他们向国际海底管理局发出警告,称在人类对于深海环境的了解尚不充分,甚至还有很多新物种未被发现之前,贸然地进行开采,只会对深海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重蹈人类在陆地采矿的覆辙。

地球的未来,以及深海中的亿万生灵,此刻都悬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沉没的宝藏

广义上的“深海”区域,在国际上已有明确定义。它一般是指水深 200 米以下的区域,总面积约占全球海洋的 65%,同时占地球总表面积的 45% 左右。

尽管深海区占据着地球如此多的面积,但人类曾在几个世纪内都认为这些地方不会存在生命——毕竟这里不光是阳光照不进来,也不可能有空气,温度大度都在零度以下,更别说还有巨大的压强存在。

借助饱和潜水的方式,潜水员可以在高压状态中持续停留作业。图片来自:Atlas Obscura

生理学家曾计算过,在不携带装备的情况下,人类的潜水极限深度大概在 100 米左右;而在外部装备的帮助下,借助“饱和潜水”的方式,人类已经能在三四百米的水深下展开徒手作业。

在法国,这个深度甚至可以达到 700 米左右,也是目前人类在水下舱外能承受的最高压力纪录。

借助载人深潜器,人类已经能到达马里亚纳海沟万米之深。图片来自:oceanjunkies

但再进一步,我们就真的只能坐进潜艇或其它深潜器内,借助探照灯和外延的机械臂来完成探索工作了。所以你显然不能指望,人类可以像在陆地一样,开着矿车在深海平原上纵横驰骋。

深海采矿的专用挖矿机。图片来自:savethehighseas

你真正会看到的深海用矿机,长着都和坦克差不多,有的重量甚至达到了蓝鲸的两倍多。它们配有巨大的履带、犁刀或螺旋状的滚筒,到达海底后便会像吸尘器一般将夹杂了矿石的沉积物吸入,或是用滚动链齿将海平面挖开,再通过好几公里长的垂直管道泵输送到海面上的矿船上。

对大部分开采商来说,深海内最具吸引力的是三种矿物,包括多金属结核、从热泉喷口喷出的多金属硫化物,以及覆盖在海底山上的富钴结壳。

以多金属结核为例,这种通体黑色、和马铃薯差不多大小的球体石块,主要分布在深海平原的细粒沉积物中,它一般含有多种金属,包括锰、铁、铜、镍、钴、铅和锌,还含有少量贵重金属,例如钼、锂、钛和铌等。

三种最主要的海底矿产都会有不同的地形,开采方式也会有所不同

目前,多金属结核商业开采最深入的区域是位于太平洋东部的克拉里昂-克利珀顿区(CC区),该区域的水深达到了3500-5500米,仅能依靠专业的深海开采设备才能到达。

但仅仅是这一处矿床所蕴含的锂离子电池原料——镍、钴和锰,就已经超过了目前陆地上已知的这三种矿产资源的总和。

面对如此庞大的资源储量,任何开采商乃至是国家政府都会希望从中分得一杯羹,只不过在国际海底管理局的规定完成前,公海领域只允许进行勘探性质的行动。

当然,这并不妨碍一些开采商在别国的领海内开展采矿尝试。

一次失败的教训

全球第一家获得深海采矿许可的是加拿大的鹦鹉螺矿业(Nautilus Minerals)公司,它们之所以会用“鹦鹉螺”这个名字,大概也是有意向史上第一艘动力潜艇致敬。

不过,这家公司的采矿地并不是在加拿大海域内,而是南太平洋西部的一个岛国:巴布亚新几内亚。

报道称,当时鹦鹉螺矿业公司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进行了几次会议,已经获得了在俾斯麦海进行开采的许可,采矿区位于深度 1600 米的海底。

鹦鹉螺矿业公司还将这个项目命名为“索尔瓦拉1号(Solwara 1)”。

“索尔瓦拉 1 号的矿床铜含量为 7.2% ,而如果你看一下陆地相同的铜矿,你会发现它们大部分的铜含量还不到 0.7%。”

负责该业务的鹦鹉螺矿业副总裁亚当·赖特(Adam Wright)说道,在他看来,陆地采矿会破坏大片树木和地表土壤,而海底采矿则可以有效避免这些问题出现。

图片来自:Futuretimeline

从技术层面上说,矿产行业也已经对深海开采有了充分准备。一部分原因得益于海洋油气开采的成熟化,让不少基础装备与组件都可以直接应用在深海采矿中,加上多年的勘探测试,也间接推动了像深海矿车这类装备的进步,剩下的就是在具体的商业化项目上进行论证。

鹦鹉螺矿业开采的多金属硫化物,主要分布在热泉喷口处,因地壳中排出的热水与冷水相激,形成含有铁、银和金等金属的固态物

但与此同时,来自阿拉斯加大学的海洋保护教授理查德·施泰纳(Richard Steiner)博士却对鹦鹉螺公司前期提交的环境影响评估报告提出质疑。

他认为,该公司在开采时会对上万个热泉喷口造成破坏,这将直接杀死依附其上的生物,哪怕是人类还对它们一无所知。

该项目很可能会对一些全球极为罕见、以及人类了解甚少的生物群落造成长期影响,甚至是灭绝;同时,与规模和风险相比,项目本身也无法为巴布亚新几内亚的人民带来对等的益处。

还有人表示,开采船和海底机器的长期运作会产生大量的噪声,这会让那些靠声音来判断方位的深海动物失去相互交流和聆听周围环境的机能,甚至会进一步赶跑鱼群,影响当地的渔业捕捞。

图片来自:3cr

可就算存在这些环境隐患,乃至是引发了公众抗议,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依旧被采矿本身可能会带来的收益所触动(该政府控股的公司在该项目占比 15%),并最终批准了开采许可。

这其实和另一个矿产大国刚果的情况很相像——两者本身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却因国力贫困无力开采,只能依靠和发达国家的开采商进行交易合作来确保收入。

图片来自:Financial Times

不过,这个本该在 2019 年初启动的项目,之后却因鹦鹉螺矿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政府之间的纠纷导致中断,连原本花数亿重金制造的深海开采船都只能卖给另一家公司。

2019 年 1 月,鹦鹉螺矿业公司承认,它正在寻求融资以解决其债务问题,但到了 3 月,该公司的几名董事选择离职,随后该公司便被加拿大证券交易所摘牌,基本宣告索尔瓦拉 1 号项目的失败。

在鹦鹉螺矿业失势后,该公司的早期投资者又重新扶持了一家名为“深绿(DeepGreen)”的新矿业公司,还一改之前鹦鹉螺矿业咄咄逼人的姿态,从最开始就强调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而且声明不会采取爆破、钻井等粗暴手段,试图树立一个更合乎道德的企业形象。

也有人认为,深绿矿业的“环保营销”其实是在为深海采矿行动寻找合理性说辞,因为这件事的本质依旧没有改变:

这终究会破坏一个新的地球领域,只要开了头,就不会停止。

电池的依赖

过去几年,那些和我们关系密切的设备都与锂离子电池的发展有着不少关系。小至智能手机、无人机和各种可穿戴设备,大到电动汽车和代步工具等,基本都将锂离子电池作为标配。

出于对能源和成本方面的考虑,如今,不少大型科技公司也已经加快了对金属原料的控制,以确保电池的稳定供应。

2018 年,彭博社就曾报道称,苹果与刚果当地的采矿公司进行谈判,希望达成一项长达 5 年、确保每年数千吨钴矿供应的合作,这些钴原料将应用在苹果旗下的 iPhone、iPad 和 MacBook 等设备的电池中。

目前,全球每年的钴矿大约有 25% 都被用于智能手机,而光是刚果一个国家,就供应着全球约 60 % 的钴,有关其采矿业腐败和使用童工的指控在近几年里也被屡次提及。

过去几年钴的价格快速上涨,但去年出现了急剧下跌。

我们还不能忽视正在兴起的电动车领域,锂离子电池同样被视为是电动车大规模量产的一道阻碍。

此前,马斯克就曾在股东大会上放言,称如果特斯拉想要进一步扩大产量和阵容,不排除会直接涉足上游的矿产开采业务;与此同时,特斯拉也在不断加强和多个电池供应商的合作,还希望制造出不含钴原料的新型电池。

在去年 5 月,特斯拉的电池供应经理在一场闭门会议上表示,特斯拉预计部分金属原料如铜、镍和锂将出现供应紧张的状况,而这些都是生产电池和其它能源部件的关键。

当然,采矿并不是获得金属原料的唯一选择,比如苹果也在推行二次回收设备的政策,但显然无法抵消更大量的消耗。

至于寻找到锂离子电池的替代品,则更像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事情。

谁来决定大海的未来?

截止到今天,有关深海采矿的争议正在继续,但无论持支持态度的开采商和国际海底管理局,还是反方的环保组织和部分科学家,双方都会拿出对自己有利的观点,唯一缺失的是真正具有说服力的勘探数据。

由于技术和财力上的限制,此前大部分深海区域从未有过考察,更别说验证海底采矿对生物和环境带来的影响,少数试验只是使用一些小型机器来模拟矿机作业,要不就是实验室的模拟推论,但覆盖面还不够广。

图片来自:Discol

目前,针对深海采矿影响分析的最大规模试验还是在三十多年前进行的。科学家 Thiel 当时使用了一个宽 8 米的爬犁模拟矿机采矿,在海底扬起了一大片如同云雾般的泥沙,这些沉积物之后会沉降下来覆盖大部分区域,让海底生物被掩埋,直至窒息而死。

原因在于,千米下的深海往往都是极为清澈的,那里的生物也适应了这样的环境,但谁都不知道它们是否也能适应夹杂了泥沙的浑浊水流。

在这次试验后,Thiel 还多次重回试验点查看,发现该区域的生态和一些生物始终没能恢复到原样,这虽然能说明一些问题,但依旧很难让研究人员对实际的风险进行量化。

国际海底管理局的科学顾问团在接受《自然》杂志采访时也表示,大家都知道深海采矿会对生物带来影响,但这究竟会带来整个物种的灭绝,还是只限定在采矿区内?这个问题很复杂,仍然需要长期的环境基准研究。

图片来自:Earth

目前,国际海底管理局则更倾向于让采矿行动和环境评估两件事并行前进。ISA 秘书长迈克尔·洛奇(Michael Lodge)就认为,采矿的同时也会有持续的监测数据,人们可以在此基础上确定标准,并不断修改和改进。

而前鹦鹉螺矿业的创始人,现任深绿矿业公司负责人的大卫·海登(David Heydon)在接受《大西洋月刊》采访时则强调,如果人类继续靠陆地上的化石燃料来维持,地球终将走向毁灭。

假如我们地球上一共有10亿辆电动汽车,将陆地上现有的矿产资源增加几倍,都不见得能够满足需求,但深海开采可以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你不会看到童工,也不会有森林的砍伐,我们也会尽可能地将水下干扰降至最低点。

鳞角螺已经成为首个因采矿而导致濒危的深海生物。图片来自:Shapecut

如今,国际海底管理局已经签署了 30 份深海采矿合同,这些开采商都拥有缔约国的担保,合同的有效期为 15 年,只要确定了“行为准则”,它们就可以在数个指定区域正式开展商业化采矿行动。

某种程度上说,有关深海采矿的争论其实早已结束,当许多国家开始寻求全面电子化、智能化的改革,而各类新兴的科技产品在引领着消费者远离传统化石燃料之时,到深海寻求更丰富的矿藏,已经变成了必然选择。

一名负责荷兰深海矿机开发的工程师这样说道:

只要我们对这些金属原料的需求不断上涨,这种事情迟早会发生——毕竟它们就躺在海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 爱范儿(ifanr),作者: 木斯

流浪黑洞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原理(principia1687),作者:Zwicky,Photo by Greg Rakozy on Unsplash

通常情况下,在大型星系的中心都包含着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质量为太阳质量的数百万倍,甚至是数十亿倍。比如下图所显示的是银河系中心的黑洞SgrA*,质量约为太阳的400万倍。每当有物质被黑洞吞噬时,它就会释放出明亮的、可被探测到的X射线。

X射线: NASA/UMASS/D.WANG ET AL.,红外: NASA/STSCI

另一个大家所熟悉的超大质量黑洞是位于M87中心的黑洞Powehi。所有人都记住了那个酷似”甜甜圈“模样的它,但在不同的波段下,天文学家可以看到它的很多面。下图上方显示的是由哈勃太空望远镜拍摄的M87的光学图像,左下方是来自NRAO的射电图像,右下方是来自钱德拉望远镜的X射线图像。可以看出,黑洞周围是非常活跃的,不同的物理过程会释放出不同的辐射。

光学:HST/NASA/WIKISKY;射电:NRAO/VLA;X射线:NASA/CHANDRA

除了这些大型星系之外,宇宙中还存在着大量的矮星系。这些矮星系的质量不到银河系的百分之一,它们也包含着大质量黑洞——其平均质量约为太阳的40万倍。

正在形成恒星的矮星系UGC 5340,这可能是由它与另一个星系(图中没有显示)之间的引力相互作用所造成的结果。引力作用经常触发新的恒星形成过程,导致内部气体云的坍缩。| 图片来源:NASA/ESA/The Legus Team

2011年,天文学家在距离地球3000万光年远的星系Henize 2-10中发现了第一个这样的黑洞。这一意外的发现激起了一番搜寻热潮,目前已经发现了100多个矮星系拥有这样的黑洞。

 Henize 2-10是一个矮星爆星系,有大量的恒星正在形成。| 图片来源:NASA/NRAO

在一项新的研究中,Amy Reines等人使用甚大阵(VLA)进行了一次矮星系大搜索。他们先从NASA的斯隆图集中选择了一个星系样本,这是一个可见光波段下的星系汇编。他们选择了质量小于30亿倍太阳质量的星系。从这个样本中,他们选择了同样出现在1993年至2011年间NRAO国家射电天文台的FIRST星表中的候选星系,然后利用VLA对选定的111个星系拍摄了新的分辨率更高的图像。最新的VLA观测显示,其中13个矮星系中含有一个正在吞噬周围物质的巨大黑洞。

 VLA观测到的星系图像,其中都包含了大质量黑洞。中间的插图是一副艺术构想图,勾勒了围绕着黑洞的吸积盘和向外喷射的喷流。| 图片来源:Sophia Dagnello/NRAO/Decals Survey/CTIO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13个矮星系中,其中有6个黑洞明显不位于星系的中心。这一点有别于一些更大星系中的情况。

 在VLA所拍摄的111个候选星系中,其中有13个包含着一个活跃的大质量黑洞。| 图片来源:A. E. Reines et. al.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在那些”安静“的星系中,黑洞会位于它们的中心;而在那些正在合并,或正发生相互作用的星系中,黑洞则会有偏离中心。

所有这些星系的形态都表明它们近期与其他星系发生了合并或发生了引力相互作用。| 图片来源:A. E. Reines et al.

Reines表示,这项研究告诉我们,若要在矮星系中寻找大质量黑洞,我们必须扩大搜寻范围,不能局限在星系中心,这样才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些黑洞的数量,并了解是什么机制帮助形成了早期宇宙中的最早一批大质量黑洞。

 在这个矮星系中,存在着一个质量比恒星系统大得多,但比超大质量黑洞轻得多的大质量黑洞。这颗黑洞并不位于星系中心,这种现象只出现在形状不规则的矮星系中,它很可能代表近期的一次合并事件所产生的结果。| 图片来源:Sophia Dagnello/NRAO/AUI/NSF

或许当这些合并或相互作用的过程全部完成之后,这些黑洞也许最终会终止“流浪”,回到星系的中心位置。

参考链接:

https://public.nrao.edu/news/wandering-black-holes-dwarf-galaxi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startswithabang/2020/01/06/the-smallest-galaxies-have-off-kilter-black-holes-but-astronomers-know-why/#68eed4134d2c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原理(principia1687),作者:Zwicky

明星纷纷要“失业”,网红要来补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李檬(ID:imslimeng),题图来自:东方IC                                                      

不久之前,有媒体机构专门做了一个选题:明星失业以后,会去做什么?

Angelababy脱口而出:“去卖馒头。”

(TFBOYS成员)王源是重庆人,最喜欢吃火锅,他说“不做艺人,会去开火锅店。”开火锅店不仅自己想吃就吃,朋友来了也能弄一个包间玩个尽兴。

王俊凯的回答很务实,表示想开一家服装店做老板。

毛不易说自己想做房东,因为房东不用工作,睡觉,都有睡后收入。

岳云鹏说自己想做淘宝店主,卖特种内衣。

……

你以为这些一线明星是说着玩儿?

2019数据显示:一年近2000家影视公司关门, 65%的演员无任何影视剧播出。

迪丽热巴在8月的一档综艺节目上说:“今年我已经8个月没有拍戏了。”同样的,上一代的偶像霍建华也自嘲“我失业很久了”。明道在参加《演员请就位》时透露,已经大半年没有演过戏。

一线明星的纷纷失业,背后原因很多:有年纪偏大的,被新人替代;有绯闻伤害人设的,影响主角地位;有的因为非科班出身,演技一般;有的因为片酬期望过高,等待观望;有昔日童星,渐渐被人遗忘……

不过,今年最普遍的说法是“网红打败明星”。真相是这样吗?

01、明星正在丧失“流量红利”,网红正在赢得“品类红利”

网红已经加速“明星化”,李佳琦“带货”流量远超过一线明星,淘宝主播薇娅、“抖音歌王”刘宇宁也活跃于热播综艺。

相反,“失业潮”当中的明星不断寻求新出路,比如主动进入直播带货领域,商业能量反而不敌一些TOP网红。

明星是否真的被网红打败?这不是重点。你我没有必要随波逐流,“宁愿被当作猪,也一定要挤在风口。”

我认为,明星艺人正在丧失“流量红利”,网红和KOL(意见领袖)正在赢得“品类红利”。

什么是“流量红利”?流量,即用户时间。

官方数据显示,中国内地互联网用户数超过10亿规模,日均在线时间接近6个小时(流量触顶)

影视剧、明星八卦不再是用户花时间最多的地方。现今,国内用户6个小时的日均在线时间,大约1.5-2个小时社交聊天,1个小时浏览资讯,短视频和网红直播占了1.5-2个小时,留给明星艺人发挥的,只剩下一点时间空白。

什么是“品类红利”?不断有新兴品类的网红和KOL被发掘出来,成为新的流量中心。

过去KOL主要是大众网红,很多是锥子脸、白富美,擅长即兴表演、讲话特别好玩;最近几年,网红已经从最初的大众网红向美食、母婴、美妆、体育等等细分领域扩展,比如KOL营销在美妆、母婴等等行业已经是主流手段;近一两年,诸如网红客服、网红导购、网红厨师、网红教师等等成为亮点,360行“职业”逐渐被网红化,李佳琦曾经也是起步于网红导购,逐渐成了大众网红。

流量红利正在过去,品类红利仍在持续。网红和KOL的内容输出,越来越有信息量、越来越接近商业变现需要。

目前,国内有几百万人做了“职业网红”,成为品类红利的真实受益者。

有关数据显示,2019中国网络直播用户接近5亿,20%以上的职业主播月收入过万元。快手旗下电商数据显示,拥有100万以上粉丝的快手主播,去年交易量增长了9倍,而拥有20万以上粉丝的快手主播,同期交易量增长了34倍。

《广告学》有一句名言:大众的关注所及之地,即财富之源。

各个层次的KOL借助新经济、新媒体手段快速崛起,并持续发掘品类红利,将激发出来的网络流量迅速、精准赋能给消费品牌,他们构成了现代商业绕不过去的关注中心。

那些网红和KOL(意见领袖)更好玩、更有亲和力和感染力,也就更加适应这个时代的社交商业变局,逐渐赢过了传统影视明星,赢得了“势能”上的优势,也就像黑洞一样将所有资源都吸过来,成为压倒性的赢家。

02、明星是CPU,网红是专用芯片

重点不是明星、网红谁将胜出,而是新的品类红利由何而来?

假设用孵化一个林志玲(一线明星)的代价去孵化网红,效果会怎样?

林志玲不可能始终高贵知性,也要下沉亲民,明星要兼顾各个不同粉丝群体的感受,就像一个通用芯片(CPU)那样,功能强大,但成本昂贵。

如果将这个代价用于孵化网红,可以针对不同细分的粉丝人群,培育各个层次的KOL,即实现大面积、多品类覆盖,相当于将一个CPU的功能拆解成为多个专用芯片,每个专用芯片(针对每个细分粉丝人群,覆盖这个需求品类)都可以独当一面——品类红利。

传统影视明星,可能要星探、可能要选秀,要有电视媒体进行包装、打造人设。

网红大V,是去中心化的,不用专业包装,你可以在街拍时看到TA,在夜店演出里和TA互动,甚至购买网红主持设计的服饰,这是有温度的零距接触。

明星并不代表高贵,网红并不代表乡土。

欧美国家以往高贵冷艳的奢侈品牌,越来越倾向于找网红和KOL代言。欧美一线的时尚达人,收入已经高达百万美元,你有一定高消费力粉丝,你在instagram上传一张穿着品牌服饰的照片,就有几千到几万美元的收入。

03、明星应该向网红学营销

明星卖货的早期尝试,是韩寒(文学明星)和徐静蕾(影视明星)开淘宝店,结果,以两人的高知名度,年销售额不过万元。

近期,一些明星CEO、投资人也想试试自己的带货力,结果,销售额微不足道。

如此看来,那些带货KOL必有其独到之处。那么,哪些事情网红做得到,明星做不到?

(1)、网红赢在感染力、营销力

明星主要经营的,是曝光、是人设以及演技定位,他们瞄准的,是人们想象力当中的位置。相比之下,很多直播网红特别实际,就是瞄准电商变现,重点经营那种感染力、营销力。

比如,李佳琦最高日销售额10亿+,但他不是靠什么机器智能,而是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5点选品,晚上7点到次日凌晨1点直播,之后卸妆、夜宵、总结、复盘、看各种美容资讯,凌晨4点睡觉,那些业绩完全是用诚意、熬体力做出来的。

线上的感染力可以靠脸、靠表情、靠动作,线下的营销力也要专门去做。

有人做了用户调研,问用户为什么选择那位口红男主播卖的货,而不是直接上天猫、京东商城去买?

第一个答案是“周围人都在讲”,第二个答案是“多数人都在看”,第三个答案是“身边人都在买”……这就是势能上的优势,打多少广告也换不来的。

(2)、明星适合代言品牌

影视明星给一些品牌代言,主要不是带动销售,而是定义品牌调性。网红完全不一样,很多是直接控货、控价。

控价: 

TOP带货网红往往能给用户带来最大优惠尺度—— 因为量大,可以拿到更多的优惠福利,同样的一个品牌产品,别人来卖,可能没这个规模经济,没这个折扣。

控货:

在2019年天猫“双11卖货王争霸赛”中,快手上带货的“第一主播”辛巴依旧一骑绝尘,而背后是四家自己的公司,直播卖的毛巾、牙膏、面膜甚至加湿器等等产品,都是自家生产的。女装网红Anna最厉害的一点,为了解决网红店“发货慢”的固有问题,她自建400多人的工厂,同时与6家工厂合作,这为预售后做到快速补单提供不少支持。

04、网红应该向明星学打造人设

时至今日,网红和KOL的商业运营开始逼近高成本的临界点,孵化TOP网红与打造明星差不多一样贵。

内容制作越来越贵  

现在制作一个优秀短视频的成本不亚于拍摄一部网络电影,想赢非常难,不是不可能,但是你的投入比过去高很多。

粉丝服务越来越贵  

一两年前,一名网红主播的即兴个人发挥,可以轻松吸引大量关注,现今则需要一整支团队的支持。

不过,我认为,网红经济的品类红利仍在持续。世界的大趋势是越来越同质化,昨天的风格可能是今天的标准。重点是,如何发掘新的网红特质。

粉丝用户为何愿意长期追自己喜欢的网红和KOL?只有一个原因——这些网红的特质更像TA自己。

追网红,就是认同自己,网红和KOL一定是这群粉丝的品味代言人、思想代言人。

我想起《呼啸山庄》当中一个片段,凯瑟琳的未婚夫是一个完美男人——年轻、俊美、活泼、富有而且知书达理,但她却选择了一个下人。凯瑟琳对奶妈倾诉说:“我爱他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他比我更是我自己。不管我们的灵魂是用什么材料做成的,他和我的灵魂都是同一种材料。”

明白吧,你要比你的粉丝更像他们自己。这是发掘品类红利的一大前提。那么,如何发掘新的网红品类呢?价值观要坚持自我,方法可以学学明星。

(1)、网红最终靠价值观取胜

社交网络1.0时代,看重“阶层过滤器”。

Facebook崛起初期的主要对手MySpace,实用性、用户数远远超过Facebook,当Facebook只是一个校内社交工具的时候,MySpace已经开始拓展海外市场了。但是,很长时间,Facebook给新加入用户设定一条规则:用户必须是哈佛学生,使用校园邮箱注册,后来在推广过程中,也是优先瞄准常春藤院校。注意:Facebook最先是一个“精英过滤器”,然后逐渐成了一个面向世界的“阶层过滤器”。

社交网络2.0时代,看重“价值观过滤器”。

以Instagram、Snapchat、Tik Tok为代表的新社交网络帝国为何快速崛起?抖音、快手何以快速对微博、微信展开逆袭?不是用户喜新厌旧。

抖音、今日头条、快手都是算法优先的,就算你已关注一个大V,但下一次如果不刻意点击,也无法看到这个大V的内容更新,后来的用户更容易通过优质内容出头。

优质内容作为一种社交货币,起到了“价值观过滤器”的作用。

相比之下,明星艺人作为社交资产的价值不大,喜欢周星驰or喜欢王宝强,几乎不能区别你跟谁谁谁是不是品味接近、气味相投?

明星可以讲套路,因为他们是面对所有人;网红必须做自己,因为他们只面对气味相投的人。

发掘新的网红品类,其实,也是传递你自己的价值观。快手CEO宿华说过:“什么是网红算法?就是把你的价值观自动化。”

(2)、方法如何向明星学

孵化顶级明星的第一定律:明星要登顶,一定要培养反派的气质。

现实中的芸芸众生规规矩矩惯了,内心世界总会有压抑不住的叛逆。OK,这种叛逆就需要表达出来,明星、网红就是表达粉丝这种叛逆的渠道。

曾经,我听一个懂行的人说过这个观点。你看高圆圆,完美吧,几乎挑不出什么毛病,她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女神标杆,但很难做超级偶像。而李宇春、舒淇、姚晨这些超级偶像,出道时都是大反派。

比如,姚晨在《武林外传》里以女神经、女屌丝的形象示人。李宇春是超女出身,出道时整个互联网都在黑她,什么“信春哥不挂科”,“春哥纯爷儿们”等等,人们慢慢发现李宇春确实很有性格、很酷。

你看,哪一个网红大V是一本正经的,就是理科网红李永乐老师也给自己贴标签:“人丑就要多读书。”高晓松那么红,马云也吃惊,因为他是一流的自黑高手(反派气质)

孵化顶级明星的第二定律:将两极的元素混合在一起,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

比如霹雳娇娃,就是把一种特别性感和一种特别有战斗力的元素混在一起了,这种叠加能让他们的整体魅力增加很多倍。

比如TFBOYS,最主力的粉丝群是80后的未婚女性,他们很萌又好看,激发了女粉丝的母性,她们把TFBOYS当成自己的孩子,发朋友圈都会说“我儿子怎样怎样了”。

比如快速崛起的“国际范”网红李子柒,说她时尚吧,她横跨中西两种文化,但是,李子柒却发掘了“乡间美好生活”的新内容品类。


05、小结

今天AI人工智能、区块链、5G等前沿科技,逐渐实现商业化推广,接下来的,一定是围绕个人社交资产和个人数字资产,是经营人的,经营消费场景的。

持续发掘新的网红“品类红利”,其实,是呼应了构建新商业场景的需要。

明星艺人再怎么具有影响力,更多是呈现一种气质、一种调性,商业变现上也只是摸到了市场的肌肤。

网红社群则是直接发掘、拓展用户更多的实际需求,商业变现上是摸到了市场的毛细血管。

梭罗在《瓦尔登湖》中说:“有些人步伐与众不同,那是因为他们听到了远方的鼓声。”

明星网红化,网红明星化,两者的界限渐趋于融合。

当下网红崛起对明星构成的竞争压力,主要是网红和KOL开创了更多内容品类、粉丝品类。未来的品类创新,明星和网红必将走向融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李檬(ID:imslimeng)